成露茜的另類媒體理念(二)

圖片來源:綿延生命影片(天下雜誌)

雖然學術上對於另類媒體的界定各有不同,但成露茜強調,另類媒體並不是資本主義市場區隔的「另一種選擇」,它不是主流媒體市場中的分支,反而是它提供那些被排除在媒體生產體制外的人們一個民主發聲的管道,透過這樣的方式,激發民眾自發性地參與社會改造的意願與行動。

成露茜認為,另類媒體認同民主與多元的存活價值,但不強調客觀中立,它甚至是它所支持、報導及推動的社會運動整體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的「成敗」不是以能否「存活」,或是否「獲利」作判準,而是以在社會運動中所發揮的功能而定,亦即,另類媒體作為做為民主發聲的管道,說出主流媒體所不願說、不能說、不敢說的話,激發民眾自發性的參與意願與行動。

進一步來看,媒體工作者的專業養成教育強調報導客觀中立,與被報導者及資訊提供者都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這就造成了媒體工作者常以新聞專業原則來合理化他們對弱勢者,如移民/工的迷思化報導,諸如新聞價值決定論、中立性和客觀性,這些原則為論述內容、題材、形式和新聞來源訂定框架,同時也限制了讀者對世界的理解。當然,這不單是記者的問題,因為他不過反應整體主流價值。但,這樣的主流價值觀,是與另類媒體所要求的社會改革或反主流意識的報導目的完全不能相容。另類媒體工作者自視為社會運動的一分子,和其他投入社會運動的人具有同樣的位置,而並非只是一個旁觀者。

對成露茜來說,另類媒體是社會運動的重要的環節,也是其存活的重要價值,並要打破主流媒體「偽客觀」的新聞框架與意識型態,翻轉社會歧視與壓抑性的主流價值。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促成社會多元發聲,而這也是民主的重要基礎,讓弱勢與進步的聲音在單一的政治文化中有發聲的機會,以實踐多元文化的理念。因此,理解成露茜的另類媒體理念,也必須置於多元文化的脈絡中認識。

事實上,另類媒體存在是高度政治性與針對性的,多元的文化群體受制於主流媒體與文化的壓制,解放的方式之一便是透過另類媒體對抗主流霸權,進而實踐多元文化精神,改變弱勢群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成露茜強調另類媒介在此具有Gramsci所提倡的「反」或「抵制」霸權(counter -hegemony)功能,存在著文化鬥爭的重要目的。

雖然,成露茜強調另類媒體、弱勢發聲與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與關聯,但她也提醒,多元文化主義並非診治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的萬靈丹。如果多元文化主義概念未被充分檢視,很容易淪為僅只是一個口號,被面對全球化壓力的政治人物隨意挪用。因而,她強調對於「多元文化」的概念釐清與實踐必須提高警覺,一方面需要我們對所謂「普世價值」和其隱含的文化權力關係作進一步的思考;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權力掌有者利用多元文化主義進行族群分裂之實。因為多元文化的實踐不該落入自由主義的樂觀想像,忽略社會本已存在的結構性限制與差異;相反的,實現多元文化的必要條件是族群之間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對話,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所謂「多元文化」只是現存權力關係的另一種呈現而已。她說:

我們必須正視多元文化主義所隱含另一層意義,即人民可以同等近用一切不同的文化。這就需要在所有公共機構、場合及空間,包括學校、公園、市場、公司、交通及媒體,都能看到和接觸到這些不同的文化。當不同族群的居民彼此相遇,自我與他者的再現就越加重要。多元文化的精神,即是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承認「無關優劣,只是不同」。對於自己的文化,我們要能瞭解、反省、批判、創新;對於別人的文化,也要能尊重、包容、欣賞、學習。使這些共同屬於人類的智慧結晶,能夠彼此輝映。

群體與群體之間是否能尊重、包容、欣賞、學習,必須建立在不同群體都有同等表意與被看見的機會,而媒體是自我與他者能否自我再現的重要管道,也是不同族群居民能否真實相遇的重要過程,並且是社會能否多元、民主的基礎。不過,主流的商業媒體早已失去這樣的功能,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純粹的市場利益,成露茜引用van Dijk的觀點指出,媒體並非被動的服膺市場經濟,迎合一般大眾的價值觀和喜好,而是菁英複製權力差異的重要機制。

除了呼籲以批判式閱讀來揭發媒體迷思,並發展真實的再現(authentic representation),成露茜也同時重視由當事人自己發聲的另類媒介,她指出,如果放在多元文化的架構下去探討另類媒體的運動意涵,便可發現社會各種分眾如階級、性別、性別取向、種族、省籍、年齡等等自主性的發聲,一方面爭取認同,一方面對抗主流文化,成為動員組織教育的媒介,實質上導致自身社經文化地位的改變。換句話說,所謂的「多元」並非自然存在的,而是要透過鬥爭、對抗而取得,而另類媒體則是弱勢群體重要的對抗主流霸權的武器。

不過,成露茜對於另類媒體的主張,更強調當事人作為媒介行動的主體,弱勢者是否能自行掌握媒介,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自主發聲,並和社會溝通。

以移住勞工為例,現實的狀況卻是,無論是主流或另類媒體,對外勞的報導都是由台灣優勢族群所控制的。從報導的題材、資訊的來源、使用的詞彙、文章的編排、標題的製作等等,無一不是優勢族群媒體工作者及他們所在的媒體機構的決定。成露茜強調,台灣主流媒體反映的是優勢族群中政治、經濟與文化菁英的觀點,弱勢或另類媒體反應的則是優勢族群中少數異議份子對某些觀點的挑戰。她也指,相對於自主辦刊物,議題團體與NGO更寧願投資於培養自己人員與媒體的關係,藉主流媒體之手推銷公共議題。這樣的策略在民主政治下也許有其優勢,但讓運動的發聲工具掌握在所對抗的權力核心手上,畢竟是件危險的事。

雖然如此,成露茜也承認要在當下處境讓不同的弱勢群體都能力掌握媒體、自主發聲仍有其現實上的侷限,即使是以越南及泰國文為主要語言的《四方報》,同樣無法達到《台灣立報》創辦人成舍我先生曾聲稱以「讀者有其報」為最高原則。因此,成露茜不斷質問自己及所經營的媒體:

一份真正屬於越勞/配讀者、並足以充當他/她們發聲管道的報紙,是否會有可能實現『讀者有其報』的理想?或者,所有權、領導權並非最重要的檢驗標準,而是越勞/配自身的體驗和認同?在鼓勵、協助越勞/配發聲的同時,《四方報》非越勞/配的工作人員如何看待自己的聲音?

在現實的限制下,若弱勢者仍無法自主發聲,尚須與其它專業者以民主的形式共同經營、共同發聲,那麼,成露茜以Landry and MacLean的觀點提醒另類媒體經營者需要不斷的自我反思,她指出,重要的應該不是個人的種族、性別或階級,而是能不能批判性的去檢視自身的歷史、偏見和幾乎已經認為是本能的,但實際上卻是學來的反應,從而捨棄學來的、來自種族/性別/階級的特權。

本文原於2015.04 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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