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二八小記憶

圖片來源:YU CHIH-WEI

北上讀書之前,我對二二八只有模糊的印象。

因為課本裡頭沒有,媒體不報導,周圍的人不敢談,我沒有機會知道「事實」是什麼,更不可能了解這件事對我,或整個社會的意義在那裡?如果有印象,大概也只有新聞裡陳永興、鄭南榕他們發起的平反行動,但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要平反?其實,我一無所知。

開始會和「二二八」有較多的接觸,是因為參加1990年由基督教曠野社舉辦的「二二八平安禮拜」。那時剛上台北唸書,對許多事充滿好奇,特別是禁錮年代的禁忌事件,總讓人想要探尋。

那場禮拜,應該是台灣第一次為了「二二八」所舉辦的和好禮拜,會中邀請翁修恭牧師用北京話証道,周聯華牧師以台語分享平安的訊息,象徵著台灣社會的對立社群和好的開始。

已經24年了,二二八事件雖然不是禁忌,但和好的路並沒有因為那場禮拜而變得平坦,不過,那天的我,的確很感動。那次禮拜,那些接觸,對我的信仰以及對社會的態度有了不一樣的想像,隔年的二二八,我也在學校辦起了「二二八書籍、圖片紀念展」。

平安禮拜之後,我認識了主辦平安禮拜的蘇南洲先生,開始參加曠野社的聚會。不過,在曠野社裡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定期的信仰活動,而是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接觸。

為了讓二二八的家屬能夠勇敢的走出來,並且讓更多朋友有機會對二二八有更多的理解,蘇南州把平安禮拜拉到台灣不同角落舉行。而我,就像個小跟班,有空就跟著蘇哥到處跑,當時,蘇哥還在耕莘文教院辦了二二八受難者的照片展,在蒐集照片的過程,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與二二八有關的書籍與文獻。在這樣的機會下,聽到許多二二八家屬的親身經歷,一些想都不曾想過,不可思議的生命歷程一幕幕地在我的生命裡真實上演。

海洋大學的廖中山教授,出生於中國河南,和國民黨政府一起來台的他,1965年和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界的遺孤林黎彩結婚。因為擔任航海人員,有機會接觸流亡海外的台灣人,自此開始反思「黨國」和他的關係,那陣子他參加許多二二八的聚會,也常在街頭上看到他的身影,讓我親身看到所謂的深受黨國思想洗禮的「外省人」,何以會在他的日常生活社會實踐上有這麼大的轉變。

那段時間,也接觸了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阮美姝女士。她是前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的女兒,阮朝日在1947年3月12日被情治人員帶走後,從此失蹤,後來傳來已被處死的消息。那些日子從阮美姝口中知道,二二八事件中有幾百位媒體工作者被殺、被抓,而在陳儀呈報的二十名首要人犯中,新聞界就佔了一半,我才明白,原來幹掉媒體,讓媒體腦殘,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手段!而我也在想,如果當時那些媒體工作者沒有遇難,仍堅守崗位,台灣新聞界又會是什麼模樣?

不過最讓我震驚的是一位當時運送受難者屍體的司機,衝突之後,他把一個個被槍殺的身驅扛上車,開著車將他們送到掩埋地,再把一具具的屍體扛下車,扔到窟窿,埋在土裡。他受不了這樣的驚嚇,也強忍著心中的憤怒,那日之後,他常年茹素,看到肉就想吐,精神幾近崩潰,花了好長的時間,才慢慢走出恐懼與悲愴的陰影。

這不是某個人的故事,而是一整個世代的記憶,這一個個小故事與記憶,雖然未必會記載在教科書及媒體裡,但永遠寫在這代人的日記。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卻十分有限,和二二八同樣被遺忘的歷史仍有許多,不論是白色恐怖、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都需要我們進一步釐清與理解。

當然,對於事實的理解與詮釋,和個別生命經驗息息相關,為何認同、如何認同來自於個人的差異,但差異的群體不代表沒有溝通與對話的可能,上面談的都是我的記憶,但若要讓社會開始對話,恐怕仍需要暫時跳脫歷史「記憶」,從追尋歷史「事實」開始,這有點難,但未必不能作。

那年參加「二二八平安禮拜」,寫了一段文字當作自己當下感動的小註記:

關於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歷史也不應該被掩蓋或扭曲,否則我們永遠無從中自我反省,獲取教訓。

本文於2014年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

一個不務正業的大學教授,總覺得有些事要努力過,才有說失望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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