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還在想,如果蘇哥這幾天打電話來催稿,我該用什麼理由「混」過去,雖然已想好下一期的「曠野」要寫什麼,但還沒動筆,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沒想到,傍晚就看到他過逝的消息,非常難過與震驚。

最近一次看到蘇哥,是幾年前他大病之後的環島行程,特地來嘉義找我跟永恩,那天,我們在中正大學的湖畔的餐廳聊了彼此的近況。

其它的接觸都是蘇哥打電話給我,一聊幾乎一個多小時,大多的時間是蘇哥在分析時政,或批判教會界某些荒謬的作風,而我總是安靜聆聽。

雖然有時講電話時正在忙,但蘇哥的熱情及犀利且精準的批判,總是讓人不捨放下電話,雖然可以感受他的聲音日漸微弱,但卻總是很有力量。

第一次跟蘇哥接觸,因為參加了「二二八平安禮拜」,禮拜結束,留下感動,也寫下了感想與感謝給了主辦單位曠野社:

「二二八」不過歷史長河中的一小點,但絕不能因它在時空中的渺小而輕率、敷衍…同樣地,任何虛情慰藉,節慶的紀念活動及嘉年華式的趕集大拜拜,只是提供自我安慰的方式及政治資源的集散場…沒有公義的地方就沒有平安,因為恐懼的是正義不能伸張,公理不見天日,真實後的包容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社會的進步軌跡吧!

沒多久就接到蘇哥的邀請參加曠野團契的聚會,對我的信仰有很大的衝擊,也讓我知道信仰該如何在日常中真正實踐。

會出版「基督徒不服從」是因為蘇哥的邀請,可惜一些因素改由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但如果不是因為他最初的提議,這本書也不會完成。

下頭是我在「基督徒不服從」書中提到我跟蘇哥的際遇,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他對我的影響。謝謝蘇哥,天家安息。

下文摘錄自《基督徒不服從》中的〈你教人當記者 按捏你會卡早死哦!〉篇章:

黃哥告訴我,到台北唸書有兩個地方要去走走,一個是唐山書店,另一個地方是曠野社,也因此,參加了1990年由基督教曠野社舉辦的「二二八平安禮拜」。

北上讀書之前,我對二二八只有模糊的印象。

因為課本裡頭沒有,媒體不報導,周圍的人不敢談,我沒有機會知道「事實」是什麼,更不可能了解這件事對我,或整個社會的意義在那裡?如果有印象,大概也只有新聞裡陳永興、鄭南榕他們發起的平反行動,但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要平反?其實,我一無所知。

那場禮拜,應該是台灣第一次為了「二二八」所舉辦的和好禮拜,會中邀請翁修恭牧師用北京話証道,周聯華牧師以台語分享平安的訊息,象徵著台灣社會的對立社群和好的開始。

如今,二二八事件雖然不是禁忌,但和好的路並沒有因為那場禮拜而變得平坦,不過,那天的我,的確很感動。那次禮拜,那些接觸,對我的信仰以及對社會的態度有了不一樣的想像,隔年的二二八,我也在學校辦起了「二二八書籍、圖片紀念展」。

平安禮拜之後,我認識了主辦平安禮拜的蘇南洲,開始參加曠野社的聚會。不過,在曠野社裡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定期的信仰活動,而是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接觸。

為了讓二二八的家屬能夠勇敢的走出來,並且讓更多朋友有機會對二二八有更多的理解,蘇南州把平安禮拜拉到台灣不同角落舉行。而我,就像個小跟班,有空就跟著蘇哥到處跑,當時,蘇哥還在耕莘文教院辦了二二八受難者的照片展,蒐集照片的過程,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與二二八有關的書籍與文獻。在這樣的機會下,聽到許多二二八家屬的親身經歷,一些想都不曾想過,不可思議的生命歷程一幕幕地在我的生命裡真實上演。

最讓我震驚的是一位當時運送受難者屍體的司機,衝突之後,他把一個個被槍殺的身驅扛上車,開著車將他們送到掩埋地,再把一具具的屍體扛下車,扔到窟窿,埋在土裡。他受不了這樣的驚嚇,也強忍著心中的憤怒,那日之後,他常年茹素,看到肉就想吐,精神幾近崩潰,花了好長的時間,才慢慢走出恐懼與悲愴的陰影。

這不是某個人的故事,而是一整個世代的記憶,這一個個小故事與記憶,雖然未必會記載在教科書及媒體裡,但永遠寫在那代人的日記。

平安禮拜那天晚上,寫了一段文字當作自己當下感動的小註記:

「二二八」不過歷史長河中的一小點,但絕不能因它在時空中的渺小而輕率、敷衍…同樣地,任何虛情慰藉,節慶的紀念活動及嘉年華式的趕集大拜拜,只是提供自我安慰的方式及政治資源的集散場…沒有公義的地方就沒有平安,因為恐懼的是正義不能伸張,公理不見天日,真實後的包容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社會的進步軌跡吧!

一個不務正業的大學教授,總覺得有些事要努力過,才有說失望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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