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還在想，如果蘇哥這幾天打電話來催稿，我該用什麼理由「混」過去，雖然已想好下一期的「曠野」要寫什麼，但還沒動筆，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沒想到，傍晚就看到他過逝的消息，非常難過與震驚。
最近一次看到蘇哥，是幾年前他大病之後的環島行程，特地來嘉義找我跟永恩，那天，我們在中正大學的湖畔的餐廳聊了彼此的近況。
其它的接觸都是蘇哥打電話給我，一聊幾乎一個多小時，大多的時間是蘇哥在分析時政，或批判教會界某些荒謬的作風，而我總是安靜聆聽。
雖然有時講電話時正在忙，但蘇哥的熱情及犀利且精準的批判，總是讓人不捨放下電話，雖然可以感受他的聲音日漸微弱，但卻總是很有力量。
第一次跟蘇哥接觸，因為參加了「二二八平安禮拜」，禮拜結束，留下感動，也寫下了感想與感謝給了主辦單位曠野社：
「二二八」不過歷史長河中的一小點，但絕不能因它在時空中的渺小而輕率、敷衍…同樣地，任何虛情慰藉，節慶的紀念活動及嘉年華式的趕集大拜拜，只是提供自我安慰的方式及政治資源的集散場…沒有公義的地方就沒有平安，因為恐懼的是正義不能伸張，公理不見天日，真實後的包容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社會的進步軌跡吧！
沒多久就接到蘇哥的邀請參加曠野團契的聚會，對我的信仰有很大的衝擊，也讓我知道信仰該如何在日常中真正實踐。
會出版「基督徒不服從」是因為蘇哥的邀請，可惜一些因素改由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但如果不是因為他最初的提議，這本書也不會完成。
下頭是我在「基督徒不服從」書中提到我跟蘇哥的際遇，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他對我的影響。謝謝蘇哥，天家安息。
下文摘錄自《基督徒不服從》中的〈你教人當記者 按捏你會卡早死哦！〉篇章：
黃哥告訴我，到台北唸書有兩個地方要去走走，一個是唐山書店，另一個地方是曠野社，也因此，參加了1990年由基督教曠野社舉辦的「二二八平安禮拜」。
北上讀書之前，我對二二八只有模糊的印象。
因為課本裡頭沒有，媒體不報導，周圍的人不敢談，我沒有機會知道「事實」是什麼，更不可能了解這件事對我，或整個社會的意義在那裡？如果有印象，大概也只有新聞裡陳永興、鄭南榕他們發起的平反行動，但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要平反？其實，我一無所知。
那場禮拜，應該是台灣第一次為了「二二八」所舉辦的和好禮拜，會中邀請翁修恭牧師用北京話証道，周聯華牧師以台語分享平安的訊息，象徵著台灣社會的對立社群和好的開始。
如今，二二八事件雖然不是禁忌，但和好的路並沒有因為那場禮拜而變得平坦，不過，那天的我，的確很感動。那次禮拜，那些接觸，對我的信仰以及對社會的態度有了不一樣的想像，隔年的二二八，我也在學校辦起了「二二八書籍、圖片紀念展」。
平安禮拜之後，我認識了主辦平安禮拜的蘇南洲，開始參加曠野社的聚會。不過，在曠野社裡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定期的信仰活動，而是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接觸。
為了讓二二八的家屬能夠勇敢的走出來，並且讓更多朋友有機會對二二八有更多的理解，蘇南州把平安禮拜拉到台灣不同角落舉行。而我，就像個小跟班，有空就跟著蘇哥到處跑，當時，蘇哥還在耕莘文教院辦了二二八受難者的照片展，蒐集照片的過程，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與二二八有關的書籍與文獻。在這樣的機會下，聽到許多二二八家屬的親身經歷，一些想都不曾想過，不可思議的生命歷程一幕幕地在我的生命裡真實上演。
最讓我震驚的是一位當時運送受難者屍體的司機，衝突之後，他把一個個被槍殺的身驅扛上車，開著車將他們送到掩埋地，再把一具具的屍體扛下車，扔到窟窿，埋在土裡。他受不了這樣的驚嚇，也強忍著心中的憤怒，那日之後，他常年茹素，看到肉就想吐，精神幾近崩潰，花了好長的時間，才慢慢走出恐懼與悲愴的陰影。
這不是某個人的故事，而是一整個世代的記憶，這一個個小故事與記憶，雖然未必會記載在教科書及媒體裡，但永遠寫在那代人的日記。
平安禮拜那天晚上，寫了一段文字當作自己當下感動的小註記：
「二二八」不過歷史長河中的一小點，但絕不能因它在時空中的渺小而輕率、敷衍…同樣地，任何虛情慰藉，節慶的紀念活動及嘉年華式的趕集大拜拜，只是提供自我安慰的方式及政治資源的集散場…沒有公義的地方就沒有平安，因為恐懼的是正義不能伸張，公理不見天日，真實後的包容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社會的進步軌跡吧！
